《论语》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篇名取自每篇句首（“子曰”除外）的两字或三字词。
《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包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
《论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再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总称“四书五经”。
一、儒学是现代化的障碍吗？
自西汉以来，《论语》就是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论语》不仅构造了中国的文化基因，也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并形成了以中华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论语》早在2100年前即已传入朝鲜，传入日本也有1600多年，至今仍在日韩两国具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西风东渐后，儒家文化开始遭受各种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一些人因而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但现实却是：自二战之后，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均相继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顺利完成了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据统计，2016年全球人均GDP排名前100名的国家中，儒家文化圈中的新加坡以人均5.32万美元排名第六，位列美国之后；中国香港以4.21万美元排名第十八；日本以3.25万美元排名第二十五；韩国以2.75万美元排名第二十九；中国台湾以2.21万美元排名第三十三。这充分说明，以孔子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不但不是进入现代文明的障碍，反而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文化源泉。尤其现代日本国民素质之高，可谓举世瞩目，而这显然离不开儒家文化的濡养和熏陶。
日、韩两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主要参照的是欧美模式，但儒学作为传统的主导文化，始终起着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作用。正是由于儒学的影响，日、韩两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表现出了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特征。比如注重群体观念和相互协作；崇尚刚健有为和自强不息；重视伦理教育和道德修养。
在学习借鉴西方经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日韩两国既保持了良好的儒家传统，又创造出了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东方奇迹。这一过程和结果说明，儒学非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反而是有利于现代文明的思想源泉。
二、全面西化是明智选择吗？
将民主和法治理念付诸实践，确实是西方社会对于现代文明的巨大贡献。由于看到西方现代化的成就，儒家文化圈中的很多人便主张要全面西化，不但要引入西方的民主和法治架构，还要完全移植西方的宗教和文化，似乎唯有如此，方能确保民主化的实施。对此，著名的日裔美籍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说：“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论点，说某个国家之所以无法民主化，是因为这个国家此前没有民主传统。如果这后一点是必要条件，那么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因为包括西欧在内，没有哪个民族和文化不是始于强有力的威权传统的”。
因此，实现民主化并不需要全面西化。而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全盘西化并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988年，福山曾因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而一举成名。福山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但是，26年后的2014年，福山却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双月刊9/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的文章，感叹美国民主政治改革无望、“无路可走”（No Way Out），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福山在文章中仔细剖析了美国政治的诸多流弊，认为美国的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
福山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因为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加上政党分歧尖锐，因此导致国家决策效率低下、运行成本高昂；分权体制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
福山认为：“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时，或当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维护自身地位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向政治衰败。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专制或民主——都无法免疫于这种政治衰败。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福山的这一论断表明，人类社会的文明化仅靠制度架构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全盘西化则只能使儒家文化圈重蹈今日西方世界的覆辙。
三、政治衰败的根源
人类的社会行为主要是受道德和法律（制度）的约束。道德和法律规范就是儒家所谓的“礼”。法律是硬性规范，难免百密一疏。因此，尽管法律具有道德所难以取代的作用，却只能作为人类的行为底线存在。而道德是柔性规范，不仅可以弥补法律和制度架构的不足，还可以使人类以更高的准则行事。如果人类文明仅仅建筑在“有漏”的法律和制度架构之上，那么“文明”就必然会像竹篮中的水，终有流尽的一天。因此，人类社会的文明化仅靠法律和制度架构是远远不够的。若没有良善道德和文化的“阳光”照耀，再精致的“架构”也会在阴暗中逐渐腐朽。这就是一切政治衰败的根源。
福山的老师，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把西方文明概括为八个特征。其中，“个人主义”是西方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此外，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也认为“个人主义”构成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虽然“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也含有积极正向的因素，但实际上，“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之间的界限在西方社会的很多行为中并不容易区分。
“个人主义”最早是缘起于11世纪欧洲人对世俗人生乐趣的追求。之后在14-18世纪历经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终于确立了个人自由、平等、解放欲望、人性至上、竞争、科学和民主等西方文化的组成要素。由于“个人主义”的初衷是对世俗人生乐趣的追求，因此使得西方文化很容易出现对个人自由和解放欲望等过度追求的倾向。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社会正见稀缺、思想混乱的根源所在。
因此，美国的政治弊端乃至西方民主困境的根源，主要并不在于制度架构层面，而在于作为道德载体的西方文化本身。
四、未来文明的出路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提倡以利己的形式达成客观上可能利他的效果。西方有一个法律谚语，叫做“法不禁止即自由”。就是说针对私权利主体而言，只要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公民去做的事，就应该视为允许，政府就不应干预。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背正义的法律，就应允许他去按照他的方式去追求他的利益”。也就是说，在西方文化中，只要“不违法”，损人利己也是可以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显然并不适合于社会连接日益紧密、个体利益交互关联的全球化社会。
被称为“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智者”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博士认为，西方无法引领人类的未来文明。汤因比博士坚信未来的人类应当走向一个“世界国家”。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避免为追求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利益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而人类社会如果要过渡到这样一个“世界国家”，就必须要有一个能适应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剂”，而西方文化显然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西方文明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甚至连西方内部本身都无法统一。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汤因比博士尤其认为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因为与西方文化中的利己“基因”不同的是，中华文化更注重“利他”，更注重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相处。儒家主张“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以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及“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而在汉地广为流传的大乘佛法更是以普渡众生、慈悲喜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宗旨。
中华文化并不是对西方文化的简单“反动”。比如，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实现仁的理性路径是“义”。只要合于仁义，都是儒家所坚决主张和极力支持的。中华文化是开放包容、主张至善的文化体系，这与倡导个人主义以及动辄对“异教徒”实施宗教裁判和肉体消灭的文化体系显然是有本质不同的。
当然，汤因比博士也肯定了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对人类的未来文明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五、儒家与专制
很多人认为儒家服务于“专制”，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会。专制是以天下为家，而孔子却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如此为政怎么可能是专制？专制需要的是“盲从”，而孔子却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此行事怎么可能是盲从？专制需要的是“顺民”，而孟子却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此为人怎么可能是顺民？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这是众所周知、世所公认的。而专制之所以饱受抨击，则是因为其骨子里的“不仁”。因此，真正的儒家正是专制的天敌，怎么可能反而支持和服务于专制？
六、怎样读《论语》？
《论语》是一本语录体著作，很多语句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语境。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其在编辑整理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纰漏。而且由于全书没有标点断句，加上古今在字义、句式的差异，这些都会给我们理解作者的本意带来困难。
既然我们公认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那么在解读《论语》时，若有语境不明、句意两可的情况，便当尽量做善意解读，至少也当存疑不论，而不应抱持恶意作“有罪推定”。另外，由于古今时代的差异，仁道的实践方式也可能会所不同。因此在解读《论语》时，要注意把握古圣先贤追求仁道的精神，而不应执着于表面的字义。比如看到“快马加鞭”一词，我们应当从中领会的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行事”，而不是得出“马是最快的交通工具”等类似的结论。若能如此解读，我便称之为“善读「论语」”。
后面对于《论语》的解读， 笔者参考了北宋儒学大师邢昺的《论语注疏》、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论语集注》、净土宗第九代祖师明末四大高僧之一藕益大师的《四书藕益解》、民国时曾任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主任秘书的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民国国学宗师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以及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当然也参考了其他学者和网友的观点。因为不是学术专著，为了避免繁琐、方便阅读，文中并未一一指明观点和文字的出处，诚请原作者和读者诸君谅解。
七、结语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所带领的团队曾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分析了谷歌公司保存在云端的人类过去2000年间的13种主要语言的绝大部分出版物的大数据后发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是靠斗争来实现的，也不是靠战争和掠夺来实现的，而是靠“善意”来实现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传承儒家文化、“善读「论语」”的意义所在。
善读经典 善解仁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