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篇第一」11
【原文】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译文】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要看儿子的内心（是否真正依从父之仁道）；父亲去世后，要看儿子的行为（是否依然遵从父之仁道）。如果能长期不改父之仁道，就可以说是孝了。
【注释】
“其”，指儿子，非指父亲。
“志”，即所思所想、意愿、心思。
“没”，通“殁”，音“莫”，意为“死”。
“三”，与“吾日三省吾身”中的“三”一样，都是表示多数而非确指。“三年”就是多年、长期之意。
“父之道”，此处是指父辈所行之仁道传统。
【评析】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实行的是家长制，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父亲健在时，主事人是父亲，儿子则处于服从地位，其行为未必能体现自己的意志，故“父在，观其志”。若其内心能真正地与“父之道”保持一致，则为孝；父亲去世后，儿子成为主事人，其行为已可体现自己的意志，故“父没，观其行”。若其行为依然能长期遵从“父之道”，则亦为孝。而如何理解“父之道”，即为本章重点之一。
古时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其为人处世之道通常就是全体家庭成员所需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像《诸葛亮诫子书》、《了凡四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都属于“父之道”的范畴。这些“父之道”虽然文字表述各有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多有相似相通之处。比如，好学向道、勤劳节俭、善良宽厚、乐善好施，等等。“父之道”多为代代相传，但归根结底，则都是传承于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源泉——仁道思想。因此，这个“父之道”从小处讲是家族的仁道传统，从大处讲就是华夏的文明基因，是人类的精神遗产。“仁道”精神作为华夏民族的“父之道”，是华夏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所在，也是华夏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独有贡献。
福山的老师、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曾将西方文明概括为八个特征，其第一个特征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系语言以及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等西方古典文明遗产的继承。亨廷顿所谓的“古典文明遗产”，其实就是西方文明的“父之道”。
除了“父之道”，本章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三年”，一是“无改”。
所谓“无改”，只是对“父之道”的仁道宗旨而言。至于实践“父之道”的方法，则必须要与时俱进。因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必然会不断拓展实现仁道的途径。比如，过去只有专制政体，因此仁道理念的实施途径就相当有限；而现在有了民主政体，仁道理念就有了充分施展的平台。所以，对“父之道”的实践方法不能因循守旧，而要不断与时俱进。只要更有利于施行仁道，就要勇于推陈出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大学》所谓“止于至善”的仁道理念。
至于“三年”，孔子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长期的时间概念，是因为人的理解和领悟能力是随着阅历的增长而不断提升的。少不更事时以为无理的，到阅历渐长后往往便会有较为不同的见解。主事者只有在经历了充分的实践体验之后，才有可能对“父之道”的仁道宗旨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也才有可能对父之道的实践方法提出兴利除弊的有效见解。因此，“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实际上是一种孔子所主张的“敬事”态度。而能以这种“敬”的态度对待“父之道”，自然“可谓孝矣”。这也是孔子说“三年无改”的原因所在。
相反，若对“父之道”缺乏“敬事”的态度，擅改甚至背叛“父之道”，就必然会给社会的“仁道”实践带来不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终结了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但新“主事人”却在1912年即草率地主张废止祀孔读经，而1915年发起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对“父之道”的彻底背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主张与西方文明对古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系语言以及基督教等西方古典文明遗产的继承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其结果就是，古典文明的继承者在民主与法治的加持下早已步入现代文明，而传统文化的背叛者却仍在专制与极权的泥潭中打滚，始终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
“新文化运动”虽然含有进步的成分，但是其发动者们的幼稚、草率和形式主义却给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致使蛊惑人心的邪知邪见乘虚而入，遂成中国之后几乎一切动乱与衰败的根源。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发现华夏文明衰败的病根在于专制而非孔学，有毒的文化是法家而非儒家。他们“反传统、反孔教”的做法，如同为了治疗龋齿而拔掉满口牙齿，为了遏制肿瘤而把整个人杀死。他们实在是最为糊涂、也是贻害最烈的“庸医”！他们在新旧时代更替之际，鲁莽、草率地更改“父之道”，致使中华大地饱受文化湮灭和专制极权之苦，实可谓中华民族亘古未有之不孝子孙！
善读经典 善解仁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