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篇第二」11
【原文】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本章句是千古经典，且朴素易懂，故不译。
【注释】
“温故”，指温习过去所学的知识、历史、典故等。
“知新”，指从温故中获得新感悟或学习新知识。
【评析】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其《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所谓“道”，就是“师”的思想和主张，在孔子和儒家而言就是仁道。用现代语言通俗地表述，“道”就是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方法论。
人对于道的认识和领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温故而知新”。对于已知之“道”，要不断温习、反复实践，以加深领悟、提升境界；对于未知之“道”，则要不断学习、虚心求教，所谓“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然而新知无穷，事变无尽。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因此，“温故而知新”的最高境界，在于通达“万变不离”之“宗”。如此方有道可传，方“可以为师”。若只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则仅为知识贩子，不足以为师也。
为师须有道，为政亦须有道。为政者以身垂范，人民上行下效。故为政者也是“为人师表”，也是民众之“师”。贤者为政，是以奉公守法、为仁向善垂范世人，可移风易俗、改善社会，故为良师；不肖者为政，是以贪墨悖礼、暴虐不仁为害世间，使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故为恶师。因此，只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政有道、为政以德，为政者才有资格为万民师表，才可能是民众的良师益友，否则为政者必为桀纣之“独夫”、窃国之“民贼”。
近现代中国的很多儒家知识分子，就是通过“温”专制历史之“故”，而“知”仁道政治之“新”的。
比如明末清初“海内三大鸿儒”之一、被称为“中国民主思想启蒙之父”的黄宗羲，通过“温故知新”而写下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批判了专制制度，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观念，认为“君”只是代人民处理公共事物者，“臣”需向人民负责，而非向“君”负责。黄宗羲还主张专家学者参政议政，以减少为政者的决策失误；认为应对为政者实施社会监督，开展政治批评；认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主张法治。等等。这些民主观念的提出，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大约100年。
再如清末儒家学者、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王韬，就是在游历西方、“知新”了真实的西方政治和司法体系之后，才首创“民主”一词，并成为了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1870年后，王韬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
王韬认为，“英国真正的力量所在”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声气相通，人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王韬还观察到：“英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事实上实现了我国传统的三代政治理念（指尧舜禹时代的“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等。笔者按）。从行政角度者看，选举是切实可行的，不过候选者在被选举前必须有相当的知名度、良好的德行和成就。……大多数法规的原则是坚持显示公正为目的（即孔子所主张的“礼以行义”。笔者按）”。王韬由此得出结论：首先，只有在民主制度的政府下，统治者与人民才能发展出良好的关系；其次，我们称之为违反人权的行为，只有在主张法治的制度下才能得到有效禁止。
王韬反复宣称英国的政治和司法实践已将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三代最高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及“礼以行义”化为现实，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他的儒家背景。在王韬看来，儒学与民主、人权这两者的互相兼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实行民主、保障人权正是典型的仁政。王韬因而认为在中国存在着起源于本土且独立于西方的非常古老的民主理念。这一“温故知新”之举，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善读经典 善解仁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