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6.22:务民之义可谓智,先难后获可谓仁

「雍也篇第六」22

【原文】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译文】

樊迟问何为智。孔子说:“(为政者)致力于实现社会的仁道,对鬼神敬而远之,就算是智。”樊迟又问何为仁。孔子说:“(为政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算是仁。”

【注释】

“樊迟”,即樊须,字子迟,故亦称樊迟。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比孔子小四十岁左右。有勇略,曾为季氏家臣。公元前484年齐师伐鲁,冉求帅“左师”御敌,以二十多岁的樊迟为车右(相当于警卫副官)。鲁军不敢迎战,樊迟便建议冉求身先士卒、带头出击,鲁军遂大获全胜。樊迟在“为政篇”中已有出现。

“知”,音义皆同“智”。

“务”,专心从事、致力于。

“民”,民众。此处引申为“社会”。

“之”,往、到。此处引申为“实现”。

“义”,仁心的理性实现路径。孟子曰:“义,人路也”,亦即“仁道”。

“先难”,有困难时先于民而行,故引申为“吃苦在前”。

“后获”,有所得时后于民而取,古引申为“享受在后”。

【评析】

众所周知,孔子主张“为仁”。在为仁的实践中,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一是为学,即文教;一是为政,即政治。仁道政治有赖仁道教育输送为政人才、提供价值导向;仁道教育有赖仁道政治搭建实践平台、提供制度保障。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共同在全社会的仁道实践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论语》便以“学而篇”和“为政篇”次第展开,且《论语》全文也多半是针对“为学”和“为政”。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君子务本”的体现。

本章樊迟向孔子请教何为“智”、何为“仁”。或许樊迟即将出仕,或已出仕,故孔子便从为政的角度,以居位临民之事答之。

为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可是事关大是大非、大善大恶的问题。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也”。能明辨是非善恶就是智。故能明了为政之“是”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即“可谓知矣”。

“务民之义”是孔子所主张的为政宗旨,意思是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整个社会的仁道实践。它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只要有利于社会公义和人民福祉,为政者就要以“敬事”的态度,尽心尽力地去做。这一点是通过政治举措来实现的。

其二,要使人民接受并奉行仁义思想,使社会移风易俗、人民去恶向善。这一点是通过文化教育来实现的。

“务民之义”乃为政之本。君子务本故谓之“智”。

古人以神道设教,故有祭祀之礼。但是对“鬼神之事”,孔子又有一个原则,就是“敬而远之”。“敬”是敬其聪明正直,可为人道之示范和表率;“远”是因为“君子以自强不息”,不邀宠于鬼神以侥幸求福。况人鬼异路,即便鬼神助人,亦需假人之手。故人事仍需人为,鬼神亦无法代劳。

且鬼神之福人祸人,亦不过是代天行道。所谓天道,即仁道也。是故所行为仁,虽无所祷于鬼神,天亦福之;所行不仁,纵谄而媚于鬼神,天必祸之。正所谓“福祸无门,惟人自召”。福祸非鬼神所能主宰,皆人所自主也。故为人当尽人事以听天命,切不可恃天命而废人事。

若不尽人事、不行仁道,而但近鬼神以谄祈福,则有违天地之仁道,是为舍本逐末之举。人之于鬼神,近之无益,敬之可也。故“敬鬼神而远之”方可谓智。

鲁国三桓之首的季氏,所行悖仁违礼,虽曾往祭泰山之神,但孔子闻之却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之神怎么会不明天道而给不仁的季氏赐福呢?

有人以本章的“敬鬼神而远之”而指孔子为“无神论”者。但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非辟鬼神而无之也。

又有人混称佛菩萨为鬼神,此亦大谬不然。盖孔子之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土,故孔子所言之“鬼神”绝非指佛菩萨。且佛菩萨乃出世之大圣,而鬼神乃六道生死凡夫,两者实有天壤之别。虽然如此,以佛法观之,鬼神乃过去六亲、未来诸佛,故当“敬”之。

世人对于鬼神的态度极易陷入“谄”和“黩”之两端。非其鬼而祭之,祭之不以其礼,妄求非份之福,这都是“谄”;不敬鬼神,悍然无畏,非礼无状,无所不为,此皆为“黩”。“谄”和“黩”都不是对待鬼神的正确态度,因而都是不智。

《周易》观卦之彖辞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鬼神之事便属于“神道设教”。神道设教超越了地域和文化的限制,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的人类各文明之中。著名的政治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把西方文明概括为八个特征,其中之一就是“神道设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神道设教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在各类“神道设教”中,既有迷信,也有正信,其对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辨别、慎重对待的地方。

孔子回答了樊迟关于“智”的问题后,樊迟又接着向孔子请教为政之“仁”,而孔子答之以“先难而后获”。世事维艰,仁道难行。为政者若能在仁道实践中率先垂范、为政以德,则为“先难”;仁道既行而有所得,则后于民而取之,不与民争利,是为“后获”。“先难而后获”即范仲淹所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因此,要想知道为政者智否、仁否,只要对照本章孔子的“务民之义”和“先难而后获”等主张,人民就完全可以拥有清醒的判断。比如,有的为政者号召人民修养道德,而自己却荒淫无耻,这就是“后难”;有的为政者号召人民无私奉献,而自己却贪得无厌,这就是“先获”。在自古至今的专制历史中,类似这样“后难而先获”的为政者可谓前腐后继、络绎不绝。但不论其如何自我标榜“正统”和“先进”,以孔子之道观之,这些与“先难而后获”背道而驰的为政者都是不仁的典范。现在很有些人想让“孔子之道”为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罪恶负责。但“孔子之道”的核心是“仁”,让尚仁者为不仁背锅,难道不是天下最荒谬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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