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篇第八」9
【原文】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译文】
孔子说：“民众可使其从于仁道，却难以使其明白仁道。”
【注释】
“由”，从也。遵循、听从。
“之”，此处指仁道。
“不可”，此处非禁止之意，乃难为之意。类似用法如《论语·雍也》第二十一章中的“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又如“不可理喻”，不是不要理喻，而是无法理喻、难以理喻。
“知”，明白、了解、懂得。
【评析】
长期以来，一直有很多人，包括所谓的“大师”、“名家”，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作是孔子鼓吹愚民的“罪证”。他们认为孔子把民看作“下愚”之人，认为民“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持此观点者，显然是将句中的“不可”当作而且仅当作禁止义解读了。但实际上，“不可”在此显然也可以而且更应该作难为义解。
本章其实是对前两章内容的承接。在前两章中，曾子先是提出了“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主张，认为士人的使命是弘道；接下来，孔子则提出了弘道的方法，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要实践仁道政治，就要先从倾听真实民意开始，然后建立合义的制度规范，再以文化教育来导正辅成。
一个国家基本上可说是由“士”和“民”所组成的。既然“士”应担当弘道的使命，那么“民”的作用又是什么呢？相信不少人会有这种疑问。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是孔子给出的答案。在这个答案中，孔子只是客观地陈述了民众可从于仁道、却很难明白仁道的这一不争事实，尽管这一事实正是民智“下愚”的佐证。
孔子身后2400年的1895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首次出版了其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书中所指出的当“民”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时所具有的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显然是来自心理学领域的对民智“下愚”的有力证明。
其实，即便是在民众教育的普及程度与2500年前的孔子时代有天壤之别的现代，民智“下愚”仍然是人类社会相当无奈的存在，且不分民族国家、古今中外。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孔家店”，难道不是“下愚”？对倡导仁义的孔子挖坟掘墓，却将带来浩劫的“领袖”奉若神明，难道不是“下愚”？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饱受专制荼毒，但民众至今仍不识专制之恶，难道不是“下愚”？2017年，全球知名的独立网上市场研究公司YouGov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零零后”一代人当中的近半数愿意选择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调查还发现美国1/3的“零零后”分辨不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有何不同。这种广泛的历史和政治无知难道不是“下愚”？
正因为认识到了民智“下愚”这一客观事实，因此儒家才主张士人以弘道为使命，要以教育、文化和艺术来开启民智，从根本上消弭“智愚”之别，最终实现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化目标，也就是“成于乐”。
由于认识到了民众的这种可以引导却难以理喻的“下愚”特点，因此儒家的施政特别注重“身教胜于言教”。孔子主张为政者要“为政以德”、“子帅以正”，要以身垂范，为民表率，而不能靠单纯的说教甚至刑罚。比如反腐，明太祖朱元璋连杀头剥皮的招数都用上了，但仍然挡不住大明官员们的前“腐”后继。然而同样是反腐，瑞典却通过推行“官员财产登记制度”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官员群体的清廉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清廉之风，瑞典因而得以步入全球最清廉国家的行列。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也是大明反腐失败，而瑞典反腐成功的根源所在。
当然，在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同时，也必须要辅以充分有效的社会监督。比如，瑞典公民早在250多年前的1766年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力，这使得官员的任何腐败行为都很难有藏身之地。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约合几十元人民币）的巧克力。但此事却被一位认真的瑞典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并调出了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结果，萨林因受到“挪用公款”的指责而不得不引咎辞职。这种事在专制体制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有人说，我们搞官员财产公开的条件尚不具备。难道250多年前的瑞典条件可以具备，250多年后的现代社会反倒条件不具备？这种鬼话鬼都不信。若此话出自“民”之口，那就不过是民智下愚的又一次证明；若此话出自“官”之口，那就只能说明他们是在以鬼话“愚民”。子帅以鬼话，自然前“腐”后继。
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也有人提出了其它的句读方式，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也可加以参考。
此外，还有一种解读也非常值得注意。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有这样一句话：“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有学者因此主张“民可使由之”的“由”通“迪”，意为引导、开导；而“不可使知之”的“知”通假“折”字，意为制服、折服。因为《荀子·劝学》中的“锲而舍之，朽木不知”与《晏子春秋》中的“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冲千里之外”，两处均有“知”、“折”通假的用法。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际应为“民可使迪之，不可使折之”，意即：民众可加以引导，而不可以暴力压制。这讲的根本就不是愚民，而恰恰是重民，是一种民本的思想，也是一个教育家所应说的话。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我们或许常常难以准确把握《论语》中每句话的本意，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孔子是搞教育的，而教育就是要使人“知”。孔子尚仁，说“有教无类”，说“未知，焉得仁”，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可能会鼓吹不仁的“愚民”？
钱穆先生在解读本章时说：“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慨欤？！”可为一叹！
善读经典 善解仁意 